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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，已成公论。然而在最早确立杜甫在诗国中的典范地位的宋人看来，这个评价却是并不充分的。因为宋人虽然对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的非凡造诣有深切的理解，但他们更为重视的却是杜甫的人格意义。北宋的政治家王安石说：“所以见公像，再拜涕泗流。推公之心古亦少，愿起公死从之游！”（《杜甫画像》，《临川先生文集》卷九）而南宋的爱国诗人陆游则说：“看渠胸次隘宇宙，惜哉千万不一施。空回英概入笔墨，生民清庙非唐诗。向令天开太宗业，马周遇合非公谁？后世但作诗人看，使我抚几空嗟咨！”（《读杜诗》，《剑南诗稿》卷三三）到了理学宗师朱熹，则从更明晰的理论角度对杜甫的人格意义提出了崇高的评价，他说：予尝窃推《易》说以观天下之人，……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，于唐得工部杜先生、尚书颜文忠公、侍郎韩文公，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。此五君子，其所遭不同，所立亦异，然求其心，皆所谓光明正大，疏畅洞达，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。其见于功业文章，下至字画之微，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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