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,已成公论。然而在最早确立杜甫在诗国中的典范地位的宋人看来,这个评价却是并不充分的。因为宋人虽然对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的非凡造诣有深切的理解,但他们更为重视的却是杜甫的人格意义。北宋的政治家王安石说:“所以见公像,再拜涕泗流。推公之心古亦少,愿起公死从之游!”(《杜甫画像》,《临川先生文集》卷九)而南宋的爱国诗人陆游则说:“看渠胸次隘宇宙,惜哉千万不一施。空回英概入笔墨,生民清庙非唐诗。向令天开太宗业,马周遇合非公谁?后世但作诗人看,使我抚几空嗟咨!”(《读杜诗》,《剑南诗稿》卷三三)到了理学宗师朱熹,则从更明晰的理论角度对杜甫的人格意义提出了崇高的评价,他说:予尝窃推《易》说以观天下之人,……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,于唐得工部杜先生、尚书颜文忠公、侍郎韩文公,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。此五君子,其所遭不同,所立亦异,然求其心,皆所谓光明正大,疏畅洞达,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。其见于功业文章,下至字画之微,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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